毛泽东为何将歌颂自己的胡风打成“反革命”?

2019-06-07 22:21

1949年11月20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歌颂毛泽东,不料却很快被毛泽东打成“反革命”。且“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共和国第一个大冤案,历经33年,涉及2100多人。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歌颂自己的胡风打成“反革命”,他们之间有何“爱恨情仇”呢?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胡风见过毛泽东,“主席很客气地握了手,正在谈这话,一位从延安过来的女记者跑来拉着主席撒娇地说‘我就是不让你们谈话,’就拉去跳舞了。后来虽然又有机会站在一起,但和主席也只谈了几句话就又被人拉走了……11日晨赴九龙坡机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主席正要上飞机,我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没有把握机会和毛泽东深入交谈,乃至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很好印象。而之前毛泽东虽然看过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对胡风最大的印象却是胡风有一个“小集团”。

胡风对毛泽东虽然很敬仰,曾在1938年《七月》第十期上发表过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毛泽东论鲁迅》,但并未唯毛泽东马首是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左翼文艺界随之展开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多数左翼文艺理论家主张文学文化要在“民族形式”基础上发展。而胡风则写成5万字的《论民族形式问题》,认为各种“民族形式”理论都是“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胡风虽然认真阅读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并未“真正领会”《讲话》精神,甚至还公开唱过反调。1944年,刘白羽、何其芳从延安到重庆,向国统区作家传达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胡风主张国统区作家应该和根据地作家区别对待,不必深入工农兵生活和突出政治性,乃至给了后来被认为是反对《讲话》的口实。胡风还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被认为是宣扬主观唯心论,直接对抗延安的整风运动。周恩来因此找胡风谈话,告诉他理论问题只有毛泽东的教导才是正确的,并要求他改变对党的态度。可胡风还是没有听进去,又继续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这些对毛泽东的“不敬”,都埋下了后来胡风被毛泽东打成“反革命”的伏笔。

1949新政权成立后,胡风很快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的第一篇《欢乐颂》,“惊住了一切人”轰动一时,开当代“颂歌”创作之先河。《欢乐颂》欢呼高歌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对毛泽东充满歌颂、热爱,如诗中所言:“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你微微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面,随着你抬起的举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这首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歌颂”,而是的确反映出胡风等左翼知识分子当时的喜悦之情及对毛泽东的敬仰,“在几首长诗里面,我发出了被我们历史的艰巨而伟大的行程和我们人民的高尚而英勇的品德所引起的心声。”胡风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一直以来左倾明显,并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一直非常拥护。但即使这首诗是“颂歌”,却很快也召来了批评,《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在《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的破产》中指责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在歌颂祖国的名义下竭力歌颂自己,而且歌颂自己远比歌颂祖国具体得多,‘真诚’得多”。

之后,胡风处境不佳屡遭批判,但胡风认为这是主管文艺界的领导周扬等人作祟,而毛泽东及党中央会为他主持公道的,因此创作并上交了《三十万言书》,“我,把阶级事业当做第一生命走了过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正视这个事实,研究这个事实,向党提出我的意见,使党中央更多地掌握情况转入到主动的地位上面检查问题的。”在《三十万言书》中,胡风历数了1949年之后文艺界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五把刀子”的说法,将“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等当时的创作原则概况为了“五把刀子。”胡风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无事不可对党言”在毛泽东等人看来却是挑衅,对当时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否定其实是指向毛泽东本人,因为周扬等人的理论、实践正是毛泽东精神的体现,因此“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必须战斗”。

于是,形式急转直下,胡风原来还只是被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本来对他的批判已基本宣告结束,却因为《三十万言书》而“万劫不复”。先是《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周扬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接着是毛泽东在周扬的信上批示道:“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对胡风的批判于是全面展开,毛泽东将舒芜对胡风的揭露材料题目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亲自写了该系列材料的按语及该材料印成小册子的序言,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最后于1955年5月底将胡风“反党集团”确定为“反革命集团”,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捕也由此开始,胡风从此开始了20多年的监禁生活。

当时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毛泽东对胡风的态度。《人民日报》在发表舒芜第一批材料时,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误排成了第二稿,而非胡风的第三稿,后面的附记则是第三稿的。胡风对此很是恼怒,周扬和《人民日报》的领导也很忐忑,但毛泽东却对周扬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

胡风之所以被毛泽东打成“反革命”,除了他之前对毛泽东的“不敬”、和周扬等人的宗派主义矛盾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身为鲁迅大弟子的胡风鲁迅观与毛泽东、周扬为首的“主流”鲁迅观的不一致,胡风还在坚持鲁迅的批判、启蒙立场,而后者只是强调鲁迅对革命的肯定及鲁迅愿做“党的小兵”。这本质上是文艺与政治之争,是对鲁迅阐释权、继承权之争,如学者黎秀娥在文章《两种鲁迅观的分歧》中所指:“胡风的鲁迅观与主流鲁迅观有交叉,也有分歧,而且每一点分歧都影响到主流鲁迅形象的塑造,进而影响到文化发展方向的确立。形势已然明了:要么胡风识趣,自己放弃思想阵地,迎合主流鲁迅观;要么一定要为他心中的鲁迅本色(虽然这本色也是不完全的)正名,不过只能接受批判的命运。此外,没有第三种可能。借着从鲁迅那里继承来的精神力量,胡风倔强地寻求第三种可能,结果成了一个背时的思想界战士,在革命了半辈子之后被驱逐出革命的队伍。”

胡风即使被监禁20多年还是没有看出这一点,在出狱不久后写的《我的小传》中依旧写道:“在这近四分之一的隔绝生活中,精神世界经过了身外的天崩地陷,也经过了身内的火烧冰冻,但总是在被对党的原则的信心引导下的感情劳动拯救了过来。”在回答儿子张晓谷提问的为什么当年会把他打成“反革命”时,胡风只是简单地说:“他老先生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这反映了胡风思想的单纯,反映了他信仰的忠诚,也反映了胡风可泣但也可敬的一生,而因此更让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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